这名律师花了16年,让杜邦赔了上亿美元!

原文作者 | Nathaniel Rich

摄影 | Bryan Schutmaat

来源 | 假装在纽约


 本文系转载,不代表智合立场

一个堪比奥斯卡大片的故事:这名律师为七万居民的利益代言,用16年扳倒了化工巨头杜邦!

这几天,国内某搜索引擎疑似把旗下的几十个疾病类贴吧卖给野鸡医院从中牟利的事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大家都对这种为了赚钱而不顾人命死活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怒,但又无可奈何。除了表达一下愤怒和鄙视,我们似乎什么也做不了。

资本都是丑恶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毕竟不是每家公司都像Google那样,把“不作恶”写进公司的行为准则里;即使是Google,也很难说就完全清白,绝对高尚。

但是尴尬在于:对于那些肆意妄为作恶的公司企业,在宏观层面我们缺乏相应的有效监管机制;在微观层面,又缺乏那些愿意赔上自己的时间、精力乃至职业前途去和恶龙搏斗的专业人士。

正好,前两天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看到一篇调查报道,讲的是美国一个普通的环境律师如何在监管和法规缺位的情况下,用16年的时间扳倒化工巨头杜邦的故事。

在2011年之前,PFOA曾经广泛地用于我们家用的不粘锅的涂层。多年以来,杜邦深知这种合成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但是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一直对此秘而不宣,甚至把含有PFOA的废弃物未经严格处理就堆在垃圾掩埋场里,造成PFOA进入了数万居民的饮用水系统里,扩散到了全美各地。

正是因为这名环境律师不屈不挠的努力,最终让这一切大白于天下。这是一个可以拍成奥斯卡获奖影片的精彩故事,其中有太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01

这个故事从1998年开始,故事的主角叫比洛特(Rob Bilott),那一年他即将成为塔夫特律师事务所(Taft Stettinius & Hollister)的合伙人。

有一天,比洛特突然接到了西弗吉尼亚州帕克斯堡市(Parkersburg)一个叫特侬(Wilbur Tennant)的农场主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家的牛最近死了好多,他怀疑和杜邦公司建在附近的一个垃圾填埋场有关。

塔夫特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律所,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他们的主要客户恰恰就是大型化工公司,比洛特本人也曾经和杜邦的律师合作过。要在平时,比洛特接到这样的电话可能就挂掉了,但是恰好,打电话的这个农场主的邻居是比洛特祖母的朋友,比洛特小时候还在那里玩过,对方正是通过这层关系辗转找到了比洛特。

于是呢,比洛特就和特侬见了一面,差不多把事情弄清楚了。特侬家四兄弟经营的农场有600多英亩,养了200头牛。他的哥哥吉姆在80年代把自己的66英亩卖给了杜邦,后者建了垃圾填埋场,用于堆放旗下工厂的垃圾。这个垃圾填埋场建好以后,特侬家的牛就开始表现异常,烦躁不安,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症状,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153头。

特侬说自己向当地的律师、政客、记者都求助过,但杜邦在当地的势力实在太大,根本没有人愿意搭理他,甚至连兽医都不肯帮他解剖死牛,他只好自己解剖。

特侬还拍了一段触目惊心的录像,画面上的牛长了细长的奇怪尾巴,蹄子变形,眼睛变得猩红,走起路来像是醉汉一样摇摇晃晃,死牛的牙齿变黑,心、肝、脏、膀胱的颜色也都变暗或者发绿。

在对这些资料研究了几个小时后,比洛特当即决定接下这个官司,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一定是疯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前面说过,比洛特所在的律所主要是为大化工公司服务的,而不是起诉他们。但是,比洛特的上司特普(Thomas Terp)却支持了比洛特的决定。

比洛特不肯多谈自己的动机,他只是说,“我对这个案子感兴趣肯定有原因,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用我所学的东西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他们的人。”

02

1999年夏天,比洛特在西弗吉尼亚州南区联邦法院对杜邦提出了诉讼。随后,杜邦和环境保护署(E.P.A.)共同进行了调查,他们找了六个兽医,其中三个是杜邦选的,三个是环保署选的。调查结果显示,杜邦对此事没有任何责任,牲畜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和饲养不当,是特侬不知道怎么养牛,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

与此同时,因为特侬一家得罪了杜邦这个当地的大雇主,他的很多朋友也开始疏远他们,没有人愿意和他们说话,他甚至因此被迫换了四次教堂。

特侬每天都焦急地给比洛特打电话,比洛特已经竭尽全力,却一无所获。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比洛特突然在杜邦给环保署的一封信里发现,杜邦提到那个垃圾填埋场里有一种叫PFOA的物质。

因为工作的关系,比洛特对各种化工物质非常熟悉,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PFOA这个东西,美国的化工物质监管名单里也没有这个名字。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他才找到零星的记录,得知PFOA是全氟辛酸的简称。

比洛特要求杜邦提供和PFOA相关的材料,但是杜邦拒绝了,于是他转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杜邦无奈只能给他寄了几十箱毫无条理的文件,多达11万张,最早的可以追溯到50年代,其中有内部通信、体检报告和杜邦的科学家所做的各种机密研究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月,比洛特每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接电话不见人,每天就翻阅这些材料——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所有这些材料全部看完的人。

一个巨大的让人震惊的真相就这样浮出了水面:杜邦早就知道PFOA的危害。比洛特不敢相信杜邦竟然会作出这种事,甚至都不敢相信杜邦会把这些材料寄给他,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材料会牵扯出一个这么重大的问题。

根据这些材料显示,早在1951年,杜邦就开始向3M公司购买PFOA用于生产特氟龙涂料。那时3M刚刚研制出PFOA才四年,美国政府并没有把它列入危险品,但是3M向杜邦建议需要进行焚毁或者运送到专门的化学废物处理厂进行处理。杜邦内部也规定不能把PFOA排入地表水和下水管道。

但是,实际上在那之后的几十年,杜邦把数十万磅重的PFOA粉末随意排进了俄亥俄河。他们还把7100吨含有PFOA的淤泥丢进工厂旁边的露天深坑里,在那儿它们进入地下,渗进了帕克斯堡和邻近三个城市共十万人的饮水系统。

3M和杜邦在那之前的四十多年一直在对PFOA进行研究,早在60年代,他们就发现这种物质会让老鼠、兔子和狗的肝脏变大。70年代,杜邦发现旗下工厂工人的血液里有高含量的PFOA,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上报给环保署。

1981年,3M告知杜邦,PFOA会导致刚出生的小老鼠出现先天缺陷。杜邦随后追踪了特氟龙生产部门的七个孕妇,发现他们生下的小宝宝里有两个的眼睛都有问题。但是,杜邦也没有把这一信息公开。

1984年,杜邦发现PFOA通过烟尘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还进入了工厂附近的供水系统,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对外界公布。

(文章发表后,杜邦公司发声明表示曾经在1982年和1992年两度向西弗吉尼亚州的监管机构报告PFOA潜在的健康危害。)

到了90年代,杜邦已经发现PFOA会在实验动物身上引发睾丸癌、胰腺和肝部肿瘤。还有研究表明暴露于PFOA可能造成DNA损害和前列腺癌。

1993年,杜邦发现了一种替代品,比PFOA毒性更弱,在人体内残留的时间更短。但是,杜邦总部在讨论之后最终决定放弃替代品,仍然继续使用PFOA。

与此同时,PFOA制品成为杜邦重要的收入来源,每年带来高达10亿美元的利润。

再回头看特侬的案子,一切就不言自明了——八十年代时杜邦越来越担心废弃的PFOA造成的危害,于是他们从特侬的弟弟手里买下了那块地建成垃圾填埋场来处理。杜邦的科学家也明白PFOA会渗透到特侬农场的地里,他们还检测了附近河里的水,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特侬。而在之前那份调查报告里,他们还把牛死亡的原因归结为饲养不当。

就这样,比洛特找到了他需要的证据。


03

2000年8月,杜邦同意赔偿和解,比洛特的律所也收到了相应的费用。这个案子似乎可以结案了。

但是,比洛特并不想就此收手。他心有不甘;更确切地说,他感到愤怒。这么多年,他为化学公司代理了这么多年,但蓄意隐瞒如此严重的健康危害,他遇到的还是第一次。PFOA对牛造成的损害他已经看到了,那么当地的十万居民呢?他们的身体有没有受到影响?他们的肝脏有没有变绿?

之后几个月,比洛特写了一封长达972页的信,其中附上136件证据。他把信寄给了所有相关监管机构,其中包括当时的环保署署长和司法部长。被逼急了的杜邦撕破脸,向联邦法院申请对比洛特的禁言令,不过被驳回了。

走到这一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比洛特所面对的不仅仅只是杜邦一家公司,而是对整个含氟聚合物行业发出了挑战。

根据美国在1976年开始实施的“有毒物品管控法案”,环保署只能对已经被证明有毒的化学物品进行监测,造成了对化学合成品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各公司的自觉。在过去四十多年里,环保署所限制的化学品只有五种。而在市场上,有六万多种合成化工产品没有被列入监管,它们被广泛地应用于厨房用具、电缆电线、医疗用品和汽车及飞机零部件的生产,PFOA只是其中的一种。

说到这里,有必要再表扬一下比洛特所在的塔夫特律所——他的做法得到了律所的支持,他的举报信都是用公司抬头的信纸寄出的。也就是说,塔夫特站在了自己客户的对立面。毫无疑问,这会对律所的业务造成影响,但比洛特的上司特普说,“律所所有的合伙人都为比洛特感到骄傲”。

因为比洛特的举报,杜邦在三年后的2005年被环保署处以1650万美元的罚款。这是当时环保署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民事行政罚款。听起来好像很惊人,但其实这个金额只占PFOA给杜邦当年带来利润的2%。

04

在发出举报信之后,比洛特又开始着手为那些饮用水受到杜邦公司污染的居民代理进行集体诉讼。看起来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他对PFOA的了解不比杜邦内部任何一个人少,而且他还熟谙各种法规条例。

很快,就有原告找上了门,是一名叫凯格(Joseph Kiger)的教师。九个月前,他在收到的水费账单里发现了一条奇怪的通知,上面说在当地饮用水里检出了一种叫PFOA的物质,但是浓度很低,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有一句话尤其让人感到困惑,“杜邦公司报告说,他们掌握的研究数据能够支持他们对自己的监管措施为公众身体健康提供防护的信心。”

杜邦用自己的研究数据来支持自己的政策,这件事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太放心。正是这句拗口的话,让凯格起了疑心。

凯格妻子达琳(Darlene)的前夫曾经在杜邦工作,下班回家后经常出现恶心、发烧、腹泻和呕吐等症状,据他说公司里其他工人也有类似的症状,他们称之为“特氟龙流感”。

达琳的前夫曾经有把工作服带回家的习惯。但是到了1976年,杜邦禁止了这个做法,前夫告诉达琳,因为杜邦告诉他们PFOA会对女性健康构成危害,还会提供婴儿致畸率。六年之后,达琳做了紧急子宫切除手术,又过了八年后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看到那个奇怪的通知后,达琳把这一切都串了起来。“我开始想到他那些不让带回家的衣服,想到我的手术。我开始寻思,杜邦对我们的饮用水造成了什么影响?”

凯格通过各种途径搜寻到的信息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人,辛辛那提塔夫特律师事务所的比洛特。

比洛特的集体诉讼一开始想选择离杜邦工厂最近的一两个水区,但是后来发现有多达六个水区、以及很多私人水井里的PFOA含量都超过了杜邦内部的标准,有些地方甚至超标7倍,总共有7万人喝着有问题的水,有些人已经喝了几十年。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法律问题。那时还是2001年,PFOA并不是政府列出的受监管的物质。联邦法律和州法律都没有将其列为污染物,如果政府都没有认为PFOA有害,又怎么能在法庭上说它影响了7万人的健康呢?

当时他最好的策略是用杜邦内部对PFOA含量的标准——十亿分之一。可是当杜邦得知比洛特又要进行一场新的诉讼时,马上找了三个公司自己的科学家和三个州环保局的科学家,定了一个新的标准:十亿分之一百五十。

这个标准让比洛特大吃一惊,他请来的毒理学家设定的健康上限是十亿分之零点二。可西弗吉尼亚州支持了杜邦的新标准。

更让人震惊的是,两年后,曾经为杜邦工作的几名律师进入了州环保局的领导层工作,曾经是标准制定者的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监管者。

但比洛特还有新的策略,那就是西弗吉尼亚州刚刚开始实施的一项法律,原告只需证明自己被迫暴露于有毒物质即可胜诉,被告必须要出资为原告进行医疗检查。如果原告之后患病,可以继续无限次地要求赔偿。

尽管受污染的六个水区里有四个位于相邻的俄亥俄州,但根据这项法律,比洛特还是在西弗吉尼亚的州法院提出了集体诉讼。

与此同时,美国环保署也开始了自己对PFOA的调查。2002年,他们公布了初步的调查结论,认为PFOA不仅会对喝了污染水的人造成危害,还可能危害每一个人,比如用特氟龙锅做饭的人。让人不安的是,美国的血库中都检出了PFOA,美国成年人血液中PFOA的平均值在十亿分之四到五之间——而杜邦和3M早在1976年就知道了这一点。2000年,3M停止生产PFOA,但杜邦并没有使用替换材料,而是在纽约建了一个厂自己生产PFOA。

比洛特的策略奏效了。2004年9月,杜邦就集体诉讼提出和解,同意在受到影响的六个水区安装过滤装置并付出7000万美元的赔偿。他们还同意花钱研究PFOA和任何疾病是否存在“可能的联系”;如果确认存在联系,杜邦愿意为受到影响的居民永久支付医疗检查的费用。

到了这一步,接受杜邦的条件看起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比洛特已经在这个案子上花了三年,其他的什么都没干,公司也为此遭受了经济损失。现在回报来了,比洛特和其他原告律师一共可以收到2170万美元的费用,公司的损失得到了弥补,杜邦也将为当地社区提供有干净的水。比洛特完全可以收手了。

但他没有。


05

比洛特想到的是,杜邦提供的内部健康检查结果,针对的是工厂里的工人。杜邦完全可以辩解说——事实上他们也这么辩解了:工人每日直接接触PFOA,的确会受到影响,但这不代表饮用水里的PFOA会对居民的健康造成影响。

比洛特要为这七万居民的利益代言。为什么不用这笔赔偿款对他们进行检查呢?大家都关心三个问题:我的血液里有没有PFOA?如果有的话,是否有害?如果有害,会有什么结果?

于是他提出一个方案,只有接受体检才能拿到赔偿金。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几个月内,近70000名西弗吉尼亚居民接受了体检,同时领到了400美元的补偿金。

对于医学研究者来说,这也是一件大好事,他们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可以得到大量第一手的数据和样本。而且更好的是,根本不必担心费用问题,因为杜邦的和解条款里有一条就是要出资支持这样的研究。

但是,这项研究花的时间比想象得要长很多。两年过去了,没有任何结果。接着是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还是没有结果。杜邦一共支出了3300万美元。

比洛特还在等。如果不能证明PFOA和身体健康的损害存在关联,居民们就不能拿到任何医疗费用方面的赔偿。

他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2001年他开始决定代理集体诉讼起,他在公司内部的压力就很大。和解的那笔费用让他松了一口气,但之后又很多年过去了,他花着公司的钱,也没有新的客户,这让他处境很尴尬。即使最后结果有利,恐怕也很难弥补公司多年的损失。

他的客户——那些居民们也等不及了。人们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又有人查出了癌症,或是又有家人去世了。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么久还没结果。

还记得文章一开头提到的、因为农场的牛死了而给比洛特打电话的那个特侬吗?他也在这场等待中,因为心脏病去世了。两年后,他的妻子也因为癌症去世。很多人没有能够活着看到杜邦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的那一天,这让比洛特痛苦不已。

塔夫特律所并没有停止支持比洛特打这个官司,但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巨大的压力下,比洛特自己也出现了很多奇怪的身体症状,包括视力模糊,胳膊无力,肌肉痉挛等等。

06

2011年12月,研究终于有了结果。科学家宣布,PFOA和肾癌、睾丸癌、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妊娠毒血症、溃疡性结肠炎都存在“可能的联系”。距离研究开始,已经过去了七年。

这让比洛特长舒一口气。“我们终于做到了当年对居民作出的承诺。杜邦一直说我们在撒谎,说我们吓唬和误导大家,现在我们有了科学的结论。”

截止2015年10月,一共有3535人对杜邦提出了人身伤害的诉讼。第一个开庭的是一个肾癌患者的案子,杜邦被判赔偿160万美金。不过,杜邦决定上诉。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完结,将在今年继续审理。

这个案子是第一批作为“领头羊”的五个案子中的一个。接下来,杜邦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以这五个案子为基准和每个集体诉讼的成员进行赔偿和解。另一个选择,杜邦可以和每一个人逐一打官司——这是当年大烟草公司采取的策略。按照一年四个案子的进度,官司将一直打到2890年

杜邦的态度让比洛特愤怒。他说:“之前大家都商谈过了,然后七年过去了终于有了结果,你觉得接下来的赔偿应该顺理成章了,结果他们还不同意。想想那些在病中一直等待的人,再想想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我就怒不可遏。”

根据杜邦和环保署达成的协议,杜邦在2013年停止了PFOA的生产和使用。全球其他五家生产PFOA的公司也陆续停产。即将和陶氏合并的杜邦去年拆分了它的化学品业务,成立了一家叫科慕(Chemours)的新公司,这家公司使用了一种和PFOA功能相似的替代材料——杜邦20年前就考虑过这种材料但是后来放弃了。当询问这种物质的安全性时,科慕公司回复:“大量的数据证实这种替代材料可以被安全使用。”

每一年,比洛特都会给美国环保署和西弗吉尼亚州环保局写信,敦促他们出台关于PFOA在饮用水中含量的标准。2009年,环保署曾经发布过“不得高于十亿分之零点四”的临时标准,但他们从来没有给出最终的规定。这意味着地方供水部门没有义务告诉居民PFOA到底有没有进入他们的饮用水里。

在最近一次给比洛特的回复里,环保署表示会在“2016年上半年”发布一个涉及PFOA的长期标准。

07

在这篇报道的最后,《纽约时报杂志》的记者这样写道:

“如果这个最终的标准得以确定,对未来的世代是件好事。但对于2016年读这篇文章的你,PFOA已经在你的血液里,在你父母的血液里,在你孩子的血液里,在你爱人的血液里。它怎么跑到那儿去的?通过空气、食物、你用的不粘锅厨具、你的脐带。也可能你喝过受污染的水。环境部门在美国27个州的94个水区发现了含氟化合物。”

科学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发现了PFOA的踪迹。比如很多动物的脏器里——大西洋的三文鱼、剑鱼、鲱鱼、灰海豹、鸬鹚、阿拉斯加北极熊、棕色鹈鹕、还贵、海鸥、中西部的秃鹰、加州的海狮,还有在北太平洋上亚洲和北美之间海岛上的信天翁。”

而且,在美国,除了PFOA,还有六万种化学品没有纳入监管的范围。

比洛特并不后悔跟杜邦和PFOA死磕了16年。但他仍然很愤怒。“一想到杜邦这么多年都没事,”他的语气介于诧异和愤怒之间。“想到他们依然可以因此获利,可以让政府同意慢慢研究和处理,然后又转向另一种对人体影响不明的物质——我们2001年报告给环保署,十四年了,他们基本没做什么,整个国家的水里依然流淌着这种物质。杜邦所做的,就是悄悄地换成下一种化学合成品,然后继续和每一个被伤害的人作战。”

比洛特现在在代理和杜邦的第二起个人伤害诉讼。原告伍尔夫(JohnWolf),控告饮用水中的PFOA导致他患上溃疡性结肠炎。审判将在3月开始。

而在那之后,还有3533个案子等待审理。


本文得到编辑助理南岛大力协助

正文部分所有内容来自纽约时报网站1月6日文章

The Lawyer Who Became DuPont’s Worst Nightm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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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Wendy

编辑 | An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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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 他用16年扳倒了杜邦,一个堪比奥斯卡大片的故事